近代紫砂壶艺的发展(下)

时间:2017-04-19 13:19:30 来源于:

瓷库中国讯 民国初年,宜兴县城亦开设有“陈鼎和陶器厂”,经营者陈元明。出品的紫砂器皿,上有“陈鼎和陶器厂”篆书印记,供出口外销的产品则印有英文“C·T·H·CO”。传世作品包括紫砂壶紫砂茶具紫砂茶杯、鼓暖杯、笔筒、笔洗、花瓶等,铭文有陈元明亲自签款“阳羡陈鼎和作于蜀山一叶轩”,多为行书。

 

东坡提梁壶

 

图:东坡提梁壶

 

1925年前后,因受江浙齐卢之战的影响,陶工疏散,紫砂产量急剧下降。待战火稍息,赵松亭筹集资金重建受损的龙窑,定名为“复兴窑”,专门烧制朱泥水平壶。所用底款印章为各款单行“贡局”章,或在盖沿刻上楷书横写“贡局”等。稍后赵松亭也制作仿古贡壶系列。印款有花章、图记、龙印等;亦有仿刻清代纪年款及孟臣、水平、君德等。值得注意的是,其壶均以金片包饰于壶口沿、盖沿、壶脚等处风格明显可辨。

 

1931年“江苏省公立宜兴职业学校”成立,内设“陶工科”,次年改名为“窑业科”。1933年,窑业科脱离单独建校,称为“江苏省宜兴初级陶瓷职业学校”  (简称“省宜陶”),招收高小文化以上的学生。首任校长为日本东京帝国工业大学毕业的王世杰,名师吴云根、朱可心等人曾受聘担任教师兼实验工厂技师。值得一提的是,在以前的农业经济社会,手工业的师授徒承均是一师一徒或一师多徒制,此时省宜陶采用了多师多徒的群体授课方式,对陶艺人才的培育裨益甚多。

 

除了前述这些商号外,事实上仍有吴元顺、华万隆、陈龙福、鲍信盛、华信孚、吉三大、源隆顺、邹裕大等许多规模不一的陶器窑货店。其中亦有今日宜兴著名工艺师的祖辈经营者,如清光绪三十年(1904)当代紫砂大师徐汉棠、徐秀棠之父辈徐福康和徐锦生(名宣常)在宜兴蜀山南街开设“福康”陶器店,以葫芦“福康”为标记,后更名为“新福康”。当代陶刻名家毛国强的父亲毛顺生,于1937年~1953年,在蜀镇蜀山南街开设“毛顺兴”陶器店,主要经营紫砂

 

总之,从大环境来看,民国期间在经济发展氛围的带动下,陶业手工工场不断发展巩固,窑场经营产量多、销路广,呈现一派勃勃生机。陶业的分工日臻完善,商行组织陆续创设,而产品种类更不断向建筑、卫生等领域发展,产品在国内供不应求,出口外销也急剧增长。为适应市场需要,当地窑户纷纷与外埠实业家合股兴办陶瓷工厂,并开始采用简单的机械生产,且在城市增设商店,开辟新的市场。宜兴的龙窑数量也从1919年的40余座,陆续增加到1936年的76座。其间,虽在1927年前后,因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遽,洋瓷大量进口,充斥市场,严重影响国内陶业生产。但凇沪抗战爆发以后,反而促使抵制日货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带动了国内市场需求,宜兴陶业生产也有所回升,年产值达200余万元,尤其是紫砂陶器可谓盛极一时。1932年,紫砂从业人数已达600多人,全年共烧140窑,年产量220万件,并外销日本、东南亚等国,为近百年来紫砂陶器生产特盛的一年。而1936年,更是整个宜兴窑场景况最好的一年,全年共烧4740窑,年产值达440余万元。可惜的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陶都遭受蹂躏甚深,宜兴陶业一蹶不振,生产濒临绝境,下降到20年来最低水平。战乱对陶都宜兴的摧残极巨,而且是毁灭性的破坏。宜兴沦陷后,“大窑户逃往外地,中小窑户无意经营”。厂房和民房被毁者达600多间,陶窑全毁者12座,不少窑座被日本侵略军改筑成炮台和碉堡。丁蜀窑场受到严重破坏,社会混乱,民不聊生,陶瓷生产一蹶不振。日军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从事陶业的工人为了逃避战祸,不得不避难他乡,宜兴陶业几乎到了人亡艺绝的境地。1944年日军严密封锁沦陷区,交通寸断,整个蜀山窑场全年所产茶壶不满干把。与全盛时期的1932年年产细货茗壶八万余件相较,可知战乱对窑业影响之巨。到1948年,全窑场仅剩龙窑46座。紫砂、钧陶和堆花的从业人员仅剩69人,分别烧造少量低档日用器皿。此种低迷的景况,直到50年代“紫砂生产工场”成立,流散在外的紫砂艺人纷纷归队才见复兴。

 

就此时期的整体风格来看,或许是受陶器外销的启发,或许是受十里洋场的异国文化冲击,民初时期的紫砂器弥漫着一股复古之风。但对紫砂壶的形制创新能力相对较为消极,绝大部分的茶壶都只是一般的日用陶壶水平,如寿星壶、洋桶壶、盘底壶、龙蛋壶及茶坊酒肆所用的贡壶等。制作工艺稍精的亦仅为竹段、梅桩、柿子、木瓜等壶式,甚至较知名的紫砂陶人亦仅在仿古、掇球、传炉等传统壶式中变化,殊为可惜。但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紫砂器的陶刻装饰反而十分精彩,书画装饰别具一格。这与前述的复古风尚有关,此期砂器盛行在器身摹刻摩崖碑版和钟鼎隶篆,此外仿秦汉瓦当、汉泉及西周彝器铭文的拓本亦是常见的题材。宜兴陶工所用摹本,有《金石索》、  《金石录》、《积古斋钟鼎彝器款式》、《芥子园画谱》、  《点石斋画谱》、  《风雨楼画集》等。19世纪末的海上派名家任伯年的花鸟画,亦被广为引用。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的陶刻装饰并非陶工自制自刻,而是由韩泰、卢兰芳、邵云如、陈少亭、任淦庭等专业陶刻者操刀,且分工分级,技艺高的刻上等品,中档的刻中档品,差的也可以刻“刀货” (日用粗货)。换言之,民初的复古装饰陶风不但拓宽了紫砂的装饰面相,也培养出一群专业分工的陶刻队伍,至今宜兴陶都仍保留分工体制。(编辑:杨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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