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与大师——徐悲鸿与法国学院大家作品联展

原标题：大师的取舍与转译

——品《大师与大师——徐悲鸿与法国学院大家作品联展》

王凯笛

    正在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举办且已接近尾声的《大师与大师——徐悲鸿与法国学院大家作品联展》是2014年“中法文化之春”系列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展览。除了能欣赏到精彩的名家之作以外，展品内在的逻辑关系也向我们呈现了发生在上个世纪初中法艺术之间一些重要的人做出的重要取舍，而且它们一直深远地影响到了今天。

徐悲鸿《愚公移山》

    最后一批法国学院派大师的取舍

    1919年，作为中国最早一批公派赴法的留学生，徐悲鸿考取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求教于弗朗索瓦·弗拉孟、阿尔伯特·贝纳尔、帕斯卡·达仰-布弗莱和费尔南德·柯罗蒙等法国学院派大师。

    所以展览以一幅学院大师的经典之作作为开始：安格尔临摹的拉斐尔的《罗马法尔内西别墅的墨丘利》。安格尔临摹过拉斐尔，也要求学生前去临摹，由此而建立了一套讲究趣味高雅的古典范式，它成为欧洲艺术中的“程式”。程式对艺术创作来说，是有益的“枷锁”，迫使艺术家用有限的手段表现自己想表达的内容，在简练中求丰富。这是一种艺术模式，不过不是唯一的模式。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自然科学的发展，一战的影响，使现实主义的视角彻底改变了画家们的视野，各种新思潮的出现，不断冲击着美术学院长久以来所奉行的理想。除了外部的冲击，变革还部分地来自艺术教学的内部——学院自1860年起开始允许画室中的模特可以是一些有伤病的老人，而不再是年轻的意大利小伙子或者漂亮的犹太姑娘。真理开始由丑陋和死亡来反映，美和青春则只由一些象征意象来显现。基于此，身处学院中的艺术家们，无论是被迫选择还是主动变革，都在不断修正着自己的模式。

    学院派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模式，除了继承传统的固有价值以外，也根据时代的进步形成了雍容典雅、海纳百川的大家风范。这不仅体现在艺术风格上，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美术学院兼容并包的开放式教学体系。巴黎高等美术学院长久以来不仅仅被视为一所进行教学活动的院体机构，它还包含有一种基于原则方针而非实践层面的教理。随着入画的主题逐渐远离严格意义上的古典神话或圣经故事，而转向比喻和社会寓理方面，新一代的画室指导开始介绍一些被19世纪所忽略的大师，他们更多地关注艺术史而不是艺术家。学生们在学院的学习中因而能兼顾到既有的传统规范、战争带来的巨变以及美学上的革新。而此时，徐悲鸿来到法国并选择了法国的学院派，是与这批大师个人以及由其组成的学院教育体系的自身魅力密不可分的。

    徐悲鸿的取舍与转译

    作为学院派大师的学生，徐悲鸿经过了8年的留法生涯，在艺术道路和教育体系的建设上都坚定了学院派的选择，并在这个过程中成功地完成了中国化的转译，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美术和美术教育上的大师地位。

    徐悲鸿的亲学院派立场早在他赴法之前，已经在1918年5月14日发表的题为《中国画改良论》的演讲中明确。他在中国竭力主张的，是将艺术引入研究的范畴。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方面，这都能推动中国画进步，并确保艺术和创作技艺之间建立起必要的联结。强调技艺的这一视角应当是从西方经验中借鉴了形式上的仿似性及其对技艺完善的追求。从社会角度看，这种进步是和“职业艺术家”的新兴团体相符合的，反之与贬视绘画的“文人”相区别。

    赴法之后，徐悲鸿天然地会亲近与其思想脉络相通的学院派大师。从帕斯卡·达仰-布弗莱那里，徐悲鸿首先与其建立起一种亲善人性的师生关系。帕斯卡·达仰-布弗莱教导徐悲鸿在习画时先快速勾勒，随后把画面默背下来，再进一步成画。这一练习是与中国传统绘画中对技艺的要求相符合的。

    而阿尔伯特·贝纳尔不同于帕斯卡·达仰-布弗莱。有一个比喻说法是，帕斯卡·达仰-布弗莱相当于“大地”，而阿尔伯特·贝纳尔则像奥林匹斯的一个天神、威严的宙斯那样在天际散发出光芒。在法国艺术界，阿尔伯特·贝纳尔已居于社会和艺术两个层面的巅峰位置。徐悲鸿看过这位法国名家的不少作品，尤其欣赏他为巴黎市政厅科学堂完成的中央天顶画《真理引领科学，将光芒撒向人类》。在法兰西共和国随着科学的新发现以及工业化革命的冲击而得到革新的图景中，这幅作品代表了艺术家们在这方面主题创作上的至高典范。而民国时代正努力投入现代化进程的中国也经历着类似的转变。可以说，徐悲鸿在选择学院派立场的过程中，怀有建立“两个共和国之间的对话”的主张。徐悲鸿对阿尔伯特·贝纳尔的关注不仅是美学和技艺方面的，也是理论和哲学层面的，阿尔伯特·贝纳尔的装饰作品以绚丽的画风，展现了一种道德和社会的理想范式。

    通过学习，徐悲鸿的努力最终都指向中国艺术。在徐悲鸿看来，中国艺术作为一个大国文明的表达，在争取得到世界认可的同时也意味着对西方艺术参照的严格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实施一个中国化的转译，而转译的母语，徐悲鸿选择了他一直以来都推崇的中国传统儒家思想。

    徐悲鸿在水墨画《孔子讲学》中明确表达了其对孔子与儒家思想的捍卫。在《愚公移山》、《田横五百士》等历史画巨制中所要传达的信息也不仅是历史，更是儒家的价值观与道德观。画中隐含的儒家思想，也就是中国历史类题材与西方历史画的最大差异点。

    至此，以民族艺术的精华为雄厚基础，怀着改革中国画的雄心，汲取西方艺术之长，加以融会贯通，徐悲鸿完成了历史和时代给予他的使命。